己丑清明，廉徵、宝中率子丁聚平、孙女闹闹代表我们全体后代上坟祭拜献花。丁聚平摄影。

魏  康    董柏年

魏永征   贺宛男

魏廉徵   丁宝中

魏庶徵   李俊杰

        廉徵：今天是爸爸的生日，正是金桂飘香。爸爸生前也喜欢桂花，曾经栽种一棵桂花，可惜没等开花，爸爸却先走了。送上一幅桂花照片，祝爸爸生日快乐。

魏永征

爹爹的一生十分短暂，我同爹爹一起的日子更是短暂。这里记述的，有的是亲历，有的是听妈妈等别人后来的追述。

正如姐姐在回忆文章中记述的，爹爹对亲人是极为关爱的。他是个好儿子、好丈夫、好兄长、好父亲。

我没有见过祖父，他在爹爹二十岁时就去世了。但是我见过祖母。爹爹把祖母从慈城接到上海，住在亭子间，但是祖母过不惯上海的闹市生活，住了一段时间就回去了。过年时，爹爹就带全家回去探望祖母，坐的是来往上海宁波之间的有名的江亚轮。祖母住在姚家大堂侧厢房，看见儿子媳妇和孙子来了，高兴极了。在我童年记忆中，这年新年过得好开心好开心，我同邻居的小朋友在大堂前的空地上点灯笼、放炮仗，祖母坐在门口看。那年我应该六岁。那时祖母的身体已经很不好，时常要连续咳嗽，咳得喘不过气来，爹爹或妈妈就帮她捶背，让她舒服些。下一年冬天，祖母就去世了。现在想来，应该也是肺结核。祖母病重消息传来，爹爹火急坐火车去慈城，我跟妈妈坐轮船去，到的时候祖母已经去世了。整个丧事都在姚家大堂办理。

爹爹和妈妈十分挚爱，我只见过他们有过一次龃龉，走进卧室，看见妈妈对着爹爹在掉眼泪，吓得我赶快跑出来，至今也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大声争吵是从来没有的。爹爹尽管非常忙，如姐姐所言；但是还是要抽出时间来在星期日或节日带着全家去郊游。那时上海市区小，经常去的地方有龙华、漕河泾、佘山，青浦是算远的了。网页上有些照片就记录了这样的场景。爹爹病了住进了肺病疗养院，妈妈每隔两三天就带了可口的菜肴去探望。爹爹是在医院里过40大寿的，妈妈专门定购了生日蛋糕带我们过去给爹爹叩头，祝他早日康复。爹爹的病潜伏已久，根据他的日记记载，在我出生以前就查出肺部有病，但是他大意了，似乎对谁都没说。爹爹发病的导火线是他经营的一家手帕厂失败倒闭，据妈妈后来说，家里所有金货全部被爹爹拿去还债了。但是妈妈没有任何怨言。妈妈1952年考中教师，出去工作，在家里时间少了。爹爹去世后，妈妈时常感觉是由于自己去工作而没有好好照料爹爹而自责不已。其实，爹爹染病日久，发现时已经十分沉重，当时最好的药是雷米风，由于禁运，国内是买不到的，是费彝民先生不时托人从香港带进来的，依然无效，确是油尽灯干了。

爹爹兄弟姐妹六人，他排序第四。他的大姐我从来没有听见说过。他的大哥即我的伯父，名叫魏友植，较早时就去世了，遗有寡嫂和一子一女，基本上是由爹爹照料。其中同我们最亲密的是堂姐魏稚因，我们就叫她阿姐，俨然是我们家又一个姐姐，书面称呼为大姐。阿姐的母亲，即我的伯母，称为阿姐嬷嬷。阿姐的哥哥名叫阿振，也曾住我家，20多岁就去世了。阿姐的终身，是爹爹、妈妈和二舅舅冯宾符做的媒，对象是二舅舅的好友袁瑞韬即郑森禹的胞弟袁瑞珽，据说双方都十分满意，阿姐就从我家出嫁。阿姐生了三个女儿，同我年岁相仿，而我是舅舅。阿姐家离我家不远，爹爹去世时，他们全家都立即赶了过来。阿姐还健在，快90岁了。三位外甥女也都升到祖母级了。

爹爹的二姐魏立云，丈夫舒恬波，是我的大姑母大姑父，但是我完全没有印象。在抗日战争中他们参加了新四军，全国解放后在北京工作，同爹爹恢复了联系，有书信来往。我看见过姑母穿着军装的照片。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来过上海。

爹爹还有一妹一弟，就是我的小姑母和叔叔。小姑母名月圆，称阿月，是助产士，姑丈黄祖荣是国军军医。他们生有一个女儿叫豫安，因为出生的时候姑丈正好在河南，希望平安之意。姐姐、我和廉徵，都是小姑母接生的。不幸的是，1947年他们在杭州，小姑母外出遇雨，躲到一堵墙下暂避，在风雨交加下墙塌了，遇难身亡。姑丈带着女儿没有固定居所，在1951年也病故了。病重时写了一封信给爹爹，托他照顾孤女。那时爹爹卧病在床，我看见他一边看信，一边失声痛哭不已。不久豫安就来到我家，爹爹和妈妈安排她生活、读书。爹爹告诫我们，她是个孤女，你们要善待她。但是我年幼不懂事，经常同豫安争吵，我想一定很伤爹爹的心。爹爹去世后，豫安寄居到北京大姑母家。后来大姑母通过亲戚介绍，嫁到了余姚乡下掌起乡，从此没有联系。现在算来，应该年过七十了。

爹爹最小的弟弟，就是我们的叔叔，如姐姐所说，是在我们家娶的亲。其间有个难言的波折，也是爹爹出面调停。后来叔叔有了孩子，才搬出另住。爹爹经营那家手帕厂，一个重要考虑是给叔叔有个职业。这家手帕厂别人经营不下去，爹爹以合伙的方式投资成为主要股东，这样就安排叔叔在厂里管事。但是仍然没有起色。有人劝爹爹赶快歇手，把厂子卖掉，而且已有买主。爹爹说，我本来就不要做老板，卖掉了阿弟怎么办？苦撑到1948年厂子终于倒闭，合伙人逃走，爹爹承担全部连带责任。叔叔也就此失业。1951年叔叔举家迁往武汉就业，爹爹去世后，有信来致哀。后来叔叔同妈妈偶有通信联系，70年代病故。叔叔有四五位子女，应该是很亲的堂兄弟妹，但同我们完全失去了联系。

爹爹非常善待我们，说实话妈妈有时忍不住要训斥孩子，爹爹从来不。每次过年，爹爹都会想出玩的花样。有一年给我做兔灯，是用水果篓的竹条紮起来，然后糊上彩色薄纸，穿上提手，里面还可以插蜡烛。还有一年买来祭灶果祭灶，爹爹像模像样地画了灶王爷挂起来，把各色点心摆起来祭，还给我讲灶王爷的故事，其实是一种娱乐。爹爹教过我写字、吟诗词、刻图章，但是我一样也没有学会，连他亲手给我刻的图章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散失了。姐姐16岁离家参军，爹爹在静安寺路起士林请吃西餐为她饯行，记得每人只要一元，但是吃得非常好。爹爹对姐姐的全部关爱，从那封长信可见一斑。

爹爹去世的经过至今历历在目，但是不忍再提。那时我常常想着爹爹并没有死，而是一直在天国俯视我们，呵护我们。50多年过去了，我们四个子女都已垂垂老矣，所幸都有理想的生活，爹爹和妈妈有知，应该可以放心了。

魏康

我童年的记忆似乎是从我三岁左右与父母亲进入永和村的生活开始的。 从那时起直到我17岁抗美援朝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离开家, 一直与父母亲生活在一起。 家里的生活是安宁而恬静的。

父亲是我们一家之主, 也是家里最重要的人。 他与而今的爸爸们不同, 很少有时间逗孩子, 做家务, 而是全部精力投入在他的事业中。

从小的印象就记得父亲非常忙碌, 很少白天在家, 有时会几天见不到他, 我睡觉了, 父亲还没回家, 我起床了, 父亲却正在睡觉。 我只知道父亲要做很多很多的事，小孩子不要吵他。

父亲做事主要在福源钱庄, 但同时也兼别的事。 后来我知道有较长一段时间他白天在钱庄上班, 晚上在大公报经济版工作, 这本已是双倍工作了, 可是他还忙许多别的事, 不是在埋头写文章, 便是忙碌地打电话处理各种业务问题。 母亲指点给我看杂志上父亲发表的文章, 以及一些名店招牌上父亲的题字。 我觉得父亲真了不起, 但我惊讶的是父亲怎么有这样过人的精力, 更惊讶的是父亲怎么会精于这么多不同的业务！

父亲在家的时间虽然不很多, 但与父亲一起度过的生活留给我很深的印象。

在父亲难得的休息日子里, 他写字, 画画, 刻印。 父亲写的是颜体, 字体端庄浑厚有力, 非常优美, 他写的大字除招牌题字外还有墓碑, 墓志铭等。 他的画主要是山水和花木。 家里有许多他的立轴和扇面, 后来还开过一次个人画展。
 
父亲喜欢种花, 在天井, 晒台的水泥地的一角堆起土筑了花坛, 长得最好的是日老红和小石榴, 还有过鸡冠花和凤仙花。 父亲伺弄花的时候, 我们小孩子就跟在后头玩, 秋天我收集了很多日老红和鸡冠花结的子。

父亲对戏曲也有浓厚的兴趣, 那时妈妈和荃闻姨也都想学, 父亲请了一位笛师来家里教昆曲, 唱的有游园惊梦、思凡、目莲救母等。父亲唱小生, 妈妈唱青衣, 我也跟着学用三个指头击拍子, 一起唱着“原来姹紫嫣红……”, 虽然我还不太明白词义, 但唱腔婉转, 笛声悠扬, 气氛十分美妙。 一家人很开心。

还有几件事现在还记得。 在我三,四年级的时候, 父亲带我去了威海卫路的儿童图书馆, 那里一间间阅览室里有趣的书是那么的多, 印刷得又是那么漂亮, 我立刻被迷住了。 捧起书来就舍不得放下。 以后有空就想去, 一去就是半天。 这样我就一直喜欢读书。 父亲还在晚上带我去过他的报馆, 我看到了编辑先生们握着红笔在小样上勾画, 戴着眼镜的工人捏着稿纸在铅字架上找字, 还看到了一令令几小时后会印成报纸的白报纸。 觉得真是有趣。

我学乒乓球也是父亲教的。 那年家里买了一张红木方桌, 妈妈找来木匠做桌面套, 父亲说给桌套也做一副腿, 另外在木桌面上又做了可以夹网的槽, 这样我们就能在客堂里像模像样地打乒乓球了。 我那时很瘦小, 又不会打, 在外面小朋友那里根本就轮不上我, 这下在家里也能学着打了。

我的近视也是父亲发现的, 那天, 在弄堂里闲逛, 父亲叫我看排成人字形的飞雁, 我说哪儿有啊? 左比右划我也没看见。 父亲说, 不好了, 近视眼了。 不久我就戴上了眼镜。 这大约是在我读五六年级的时候。

在庸徵出生后, 家里的生活有较大的变化, 母亲没法再继续读书了, 全职照顾孩子, 父亲也抽空抱抱儿子。 庸徵小时候好夜哭。 半夜里哭得大家都不能睡, 父亲就起来抱他, 端着拍着他, 在房里走, 嘴里反复念着: “笃、笃、笃; 笃、笃、笃; 爹爹欢喜庸老笃。 “  这便是庸老笃、庶老笃雅号的由来。

还有值得回忆的一段事: 在我年幼的几年里, 家里并非只有一家三口, 而是来往的人很多。 除了祖母不时地来往于上海和慈城两地之间外, 还有寡居的伯母和我的大姐（堂姐）, 陆家姆嬷和她女儿, 常交替地在我家住。 大姐有一个哥哥, 生计遇到困难, 父亲也把他叫来在家静住一段日子。 后来大伯母去世了, 大姐就是从我家出嫁的。 叔叔要结婚了, 父母亲又把自己在三楼的卧房腾出来给叔叔做新房, 直到他们有了孩子才搬走。 再后来姑姑不幸去世, 她的年幼的女儿也在我家住过。 这些亲戚在家, 当时只觉得很热闹, 现在回想起来, 父亲当年也不过三十多岁, 要照应这么多人多么不容易, 父亲对亲戚是多么的关爱, 尽心尽力啊。

父亲长年过度操劳, 后来患了肺结核, 虽已用了当年最有效的雷米封和链霉素, 却未能挽回他的健康。 他去世时才44岁。 真是太早、太早了。 那年我正好放暑假, 刚从沈阳回来不几天, 那天下午母亲神色慌张, 急匆匆地从楼上奔下来, 叫我赶快到外面去, 随便什么医生找一个回来, 我便急急忙忙地奔出弄堂却不知道到那里去找医生, 附近只有一家中药堂, 坐堂医生也不在, 心里又惦记着家里, 还是赶快回去, 进了父亲的房间, 常来的冯医生已在那里。 父亲脸色苍白, 闭着眼。 冯医生轻轻地说已经不行了。 我非常地害怕, 惊慌, 没有想到父亲竟这样突然地走了, 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心里非常难过, 也没有留意弟弟妹妹们是什么时候进来的。 接下来便是哀伤的日子了。  随着近年来医学的迅速发展, 我总想, 父亲要是生活在今天, 结核病定能得到更有效的治疗, 即使发生危急症状, 也会得到及时的抢救, 决不会这样突然地离去。 父亲要是能赶上改革开放的年代, 定能充分施展他的才华。 那该是多么好啊。

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是温暖的、快乐的, 而且在日常的生活中给了我十分有益的熏陶。 可惜我没有意识到这时间是短暂的啊, 没来得及伺奉父亲, 也没有能学习和继承父亲的才学, 这成为永远的遗憾了。

父亲的精神永存!

 不以“委琐而忽之”

读公爹旧作《外股提要》

 贺宛男

今年10月9日，将迎来公爹魏友棐先生百岁诞辰，我先生兄妹四人商量后建了一个博客，以作永远的怀念。

一天，魏永征一边做纪念亡父的博客，一边拿出一本小册子对我说：老爸一生著述颇丰，可现在家里只剩下这一本《外股提要》了，那是一本纯资料性的东西，好像并无多大价值，留做纪念吧。

（一）

《外股提要》写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这是一本薄得不能再薄的小册子，然而精装，文如书名，记录了时在上海众业公所上市的94种外商股票，以及10种公司债的发行和交易提要，包括公司业务、发行股数、每股面值，以及1938、1939两年的最高价、最低价、交易量等，每种约100来字，总共不过万把字。书前有一“弁言”（即现在的前言吧），说的是写这本小册子的背景和宗旨：抗战期间，上海游资充斥，股票飞涨，尤以外商股票为甚，“市势激变，波诡云谲，莫可究诘”，而“学者常以其委琐而忽之”。公爹以为，股价成交之类，并非小事，希望如实记录，以“引起留心时事者共同研究之兴味”，并能因此对“我国经济现状有所借助。”

公爹60多年前的一篇短文，一下子道出了我的心结：想当初我研究股市时，沪深股市总共十几只股票，再加上七八种债券，也是从手抄股价、交易量开始，也是被绝大多数人认为“委琐而忽之”，岂止“委琐”，简直大跌身价，那时我好歹算个名记，而且是个学者型的记者，一弄股票马上沾染了铜臭，身上的学者味、书卷气荡然无存。好了，现在终于有长辈在冥冥之中替我正名了。凡留心时事者当引起共同研究之兴味，那可是对我国经济现状有所借助的呀。

（二）

《外股提要》的行文风格也使我有身逢知音之感。长期以来我写财经评论一直主张用数字说话，可惜我们学校里学的经济学被冠以“政治经济学”，遇到任何经济问题先定性再定量，甚至“性”不能定错，“量”可以毛估估，以致当财经记者的“胸中无数”，股评家们则必先表明“多”“空”立场。公爹的《外股提要》开宗明义：“书中所述，以阐明事实为主，无主观意见”。好一个“无主观意见”！有理不在声高，真正的大家当以阐明事实为主，以占有事实、透析事实为己任，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料就是历史，资料性的东西往往是最有价值、最值得长久保存的。

例如，在银行股中有一只外股“汇丰”，额定40万股，已发16万股，每股票面125港元，我一算，实收资本金不过2000万港元，却能在1936年至1938年，每年盈余超出1500万港元，且年派息5英镑以上（若按现在12：1的汇率，就有60港元，投入125港元，2年本就收回来了）。就是这样一只股票，1938、1939年最高价均为1600元多一点，最低价则为1300元多一点，极为稳定，一年成交更不过600-700股（按16万股计算只有千分之四的人将股票抛出）。也正是这样一家60年前资本金不过2000万港元的小银行，如今成了香港的“象股”，一年利润超过1000亿港元，如果有谁当初持有汇丰股票始终不抛，1股汇丰的利润就是16万多元，按50％分红就是8万多元，一家子吃用基本够了，而老祖宗的投入不过125港元。

相反，另有一家叫“兰格志”的橡皮股，在昔年橡皮风潮中曾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公司业务除种植橡胶树外，还兼营锯木厂、油矿、金刚石矿等，“规模广大，市价起伏也巨”，却频频亏损，早已是废纸一张，不仅“兰格志”，当年上市的90多种外股中，橡皮及垦殖公司股票竟达36家，几乎全是骗人的把戏。

短短万把字的《外股提要》，很多股票都藏有一段故事。例如有一家叫“会德丰”的，经营拖驳公司，黄浦轮渡公司，上海搬场公司等，居然经营得十分出色，以致10元面值的股票涨到90多元。原因是“8.13”沪战以后，“驳运堆栈等营业大旺，迨欧战既起，船只价格飞涨，水脚暴腾，该公司股票日益为人注目。”不足100字就勾画出一部现代物流史。如今，这“会德丰”好像迁往香港，成了名副其实的港股。还有一家“正广和”，正广和汽水在上海可谓家喻户晓，一向只知道是民族企业，谁知也是“外股”。至于上海电话、电车、公共汽车、自来水、自来火之类，清一色“外股”，且利润颇丰，连小小一根自来火也要依靠老外，十里洋场之洋，民族经济之弱，已毋需多言。

（三）

中国之有证券市场，以上海为首，由外商所领导，所垄断，作为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公爹对此极为愤懑和担忧。尽管所有外股的叙述文字中不带任何主观意见，但在最后附录“证券交易概况”中还是抑制不住地要一抒胸臆：“外商移植证券市场于中国，其目的有二：一在吸收中国之资金，以孕育彼等资本侵略之工具。一在利用中国之资金，在彼等之手开发中国之产业，达成其占有中国经济权益之目的，或籍以控制中国之重要产权。”并且在这本名为《外股提要》的小册子中，不忘补上华商资本市场。书中所述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设于汉口路422号，就在我办公的解放日报旁边，1990年我写第一本书证券书时也写到了这段历史，并曾实地去考察过。当时汉口路422号好像是几家单位的办公场所，门前有一小小石碑，注明系华商证券交易所旧址，因我已退休数年，现在就不知道还在不在了。

谨以此短文纪念公爹诞生100周年

魏庶徵

父亲的音容我没什么记忆，他去世时我实在太小了，四岁，是个不谙世事的年龄。

我模模糊糊印象中仿佛父亲老爱穿着套浅蓝条纹的睡衣在二楼，有时会在弄堂里散散步，还会在弄堂里那两口井的井沿边坐坐，这印象模糊得我自己也不知道是真实的记忆还是听人们讲述后自己的想象。

自己觉得真正有记忆的大概是父亲的去世。也许是受到强烈的震惊，那片断，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中：殡仪馆的担架缓缓自后门口抬出，担架上的遗体裹着白布，只能勉强看出个人形。保姆紧紧地抱着我在后门边为父亲送行。这是我记忆中的父亲最后一瞬，也许是对父亲唯一真真切切的记忆。那种惊惶而悲痛的感觉，至今似乎仍能感觉到。

为了超度父亲的亡灵，家中是做了佛事的。客堂间的半截玻璃的门全部打开，天井成了客堂的延伸，房间一下大了许多。吃饭用的红木桌围上了黄布，和尚济济一堂围桌而坐，喃喃颂经。桌上烛焰晃动着，铜盆中纸焰时着时灭，墙上影射出巨大的人形。令我感到害怕而神秘。

就这样，父亲离我而去。北墙上挂着的父亲遗像，成了我对父亲相貌的记忆。
我慢慢地长大了，妈妈有时会把我介绍给客人。几乎我每次的出现都让客人们感到吃惊：友棐先生的小儿子？象，与友棐先生太象了。对于象的形容往往是用“活脱”“交关”“非常”等极端词汇。客人们感慨父亲的英年早逝，也往往会断言，我必定会象父亲一样聪慧，前途不可估量。

我与父亲如此相象？我时常会悄悄端详镜子里的我与父亲的遗像作比较，除了长长的人中外，五官并没有人们讲述中那么象。我觉得父亲比我漂亮，比我更有风度。我愿意长成象父亲那样。

然而，父亲的聪慧我大概是得到遗传的，这一点我十几岁便觉察到了。

我的接受能力好象特别强，兴趣也十分广泛，但都是浅尝辄止。那时最没劲的是要算念书，成绩倒也在中上，但在学校中除了正经学科外其他活动我倒是很积极。妈妈曾批评我象个纨绔子弟，主次颠倒，不务正业。

我无忧无虑地过了十来年。这十来年除了感到家境窘迫没敢奢望买琴学音乐外，留下的好象都是温馨和愉快，没什么缺憾。父亲在我生活中似乎慢慢淡出。
直到文革开始，那年我十七岁，父亲与我的关系才突然拉近了。

我的家庭出身一下子资产阶级化了，我仿佛成了“资产阶级统治我们的学校”的一种典型，我的班长职务被突然免去，同学只敢与我暗中交流。原来活泼喧闹的宿舍突然静寂。我懵了。我依恋的家庭会受到冲击，我的亲人会被打击，我心目中的偶象全变成了坏人，就连自己的言论也被分析出透出反动的右倾。我不知道自己是谁，但我竭力维护着心中亲情的净土。在外人面前，父亲，却成了我心中阴影。

这个阴影，连续几年被不断地强化，它成了包袱，这包袱也决定了我的一生。

插队期间，很关心我的一位十五级下放干部，在将恢复工作前曾关切地问过我，你将来想干什么？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当工人，一个普通的工人。

恢复高考时，我作为重点中学的六八届高中毕业生有着很强的竞争优势，但我也放弃了。

那时我虽年青，但我精神上已觉得很疲惫。我不要显赫，不要出人头地，我希望过平静的生活。还是让我当工人吧，简单些。

在我退休时，厂方曾破格很隆重地欢送我的退休，对我的工作曾给予很高的评价。我告诉人们，我不是个能人，但我能说，我是个好人。

好人，是善良的人，这善良，大概也是父亲给我的遗传。

我的心中常涌动着助人为乐的冲动。而提供帮助却要视实际情况而定，这大概是我近十几年才认识到的道理。听说父亲生前办过一个工厂，而工厂的倒闭就直接与他的善良有关。

    我感激父亲给予我生命和智慧，我感激他给予我的一切，我很知足。谢谢。

我们的父亲一百岁了，我们设立这个网页以表纪念。

据说，一个人死后满了一百岁就要往生。父亲不再在天国呵护我们了。我们祷告他的来生享有此生双倍的寿数，并且不再遇到那么多的坎坷。

我们的母亲还要照看我们六年。

父亲的一生是短暂的，但是他留下的著述、书画、篆刻等作品本来是十分丰富的。

不得不触及有些人希望忘却的往事：在以人权为敌的年代，我门母亲单位里一帮长胡子的“红卫兵”前来打家劫舍，出于对人类智慧和文明的无端仇视，他们把父亲遗留的大批文字图片撕成大堆碎片，把其余的藏书藏画装了十大箱呼啸而去。十年后，只领回很小一部分，而且几乎全部不是原物。

现在上图书馆还可以查到父亲的著述，但是我们现在无力去做。

这里展示的就只有零星。

父亲爱花，每到秋天，在他的卧室兼书房里，就会放上一二盆（瓶）菊花。他生于秋天，谨献上这一片秋色烂斑。